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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與哈佛大學簽訂金額為1500萬美元（約9300萬人民幣）的“SOHO中國助學金”協議一事，引髮網絡熱議。針對為何助學國外而不選擇中國高校等質疑，該企業CEO張欣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助學是希望更多中國優秀貧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學教育。近日，潘石屹在其認證微博再次回應，這次助學金只幫助在這些學校的中國貧困家庭學生。（7月24日《新京報》）
　　在眾聲喧嘩的時代，富豪似乎也是殊難做人的。不捐款，難脫為人慳吝之譏；捐款，仍被人責怪過於得瑟；捐到國內，或被認為忽略了更應該資助的對象；捐到國外，更有招致眾口囂囂批評的危險。
　　顯然，在所有的個人慈善行為中，最容易招致批判的是涉外捐款。而這樣的話題之所以最能引起輿論的註意，甚至於最能讓鮮有參與過慈善救助的人都認為有資格展開大批判，恰恰又是因為他們祭起了愛國主義大旗。在這面大旗面前，涉外慈善行為似乎帶上了不可饒恕的原罪：中國窮人那麼多，中國需要資助的人那麼多，中國需要資助的行業那麼多，為什麼要拿錢送到國外去？殊不知，在慈善領域，祭起愛國主義大旗可能是用錯了地方。
　　首先，慈善原本應該是自願的。富豪也罷，普通人也罷，捐款捐物行為，都應該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意願。捐多少、捐什麼、捐給誰，都應該是一種自主的行為。愛心人士總是需要選擇自己喜愛的對象、方向、渠道、自己信托的組織和個人來完成慈善行為的。而從受助的對象來看，雪中送炭固然可贊，就是錦上添花式的施與，也不應該受到指責。過去常見的強捐、直接從工資里扣除式的被捐款，以及捐款只能奉獻指定機構的做法，之所以令人反感，恰恰是因為其背離了慈善的本質。
　　其次，慈善原本有特定的對象。這個世界上，任何富豪都不可能成為拯救一切窮人的救世主。換言之，從民族國家的角度看，拯救一個國家的一切窮困對象，那是政府的責任。慈善家們只能選擇自己喜愛的對象、自己熟悉的領域、自己信托的機構來實施特定的慈善行為。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講，人們固然對慈善家的捐款去向有建議權，但是要慎行對慈善行為的批評權。潘石屹張欣認為，在哈佛就讀的中國貧困學生是他們值得援助的對象，他們就有理由實施這種救助。有一種聲音認為，能夠出國念哈佛都不是窮人，這本身就不值得一駁。至於潘石屹張欣認為哈佛比之中國任何大學更值得信托，從知識價值、慈善渠道、救助含金量等方面來看，“希望更多中國優秀貧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學教育”同樣功莫大焉。
　　再次，慈善原本是無國界的。正如科學無國界一樣，慈善行為也是無國界的。這一點，也許最讓狹隘的捐款愛國主義者們糾結，也最讓一些人想不開。事實上，慈善是慈善家在自願基礎上對自己看準了需要資助的對象所實施的資助行為，無需受到國境線、人種、民族之類的約束。正因如此，即便中日之間存在著一些分歧，但是無論哪一方發生地震時，總能同樣牽動慈善家們的心。從慈善家慈悲為懷、救急救難的使命來看，超越國界的慈善行為與在本國行善一樣，都是令人尊敬的。儘管潘石屹張欣一再解釋，這次助學金只幫助在這些學校的中國貧困家庭學生，絕不會捐給外國人，但仍有眾多網友不依不饒，這恐怕還是狹隘的慈善愛國主義在作怪。從慈善的本質上看，別說SOHO捐款只資助中國學生，就是資助對象涵蓋所有需要資助的哈佛學生，也不值得莫名驚詫。
　　文/嚴輝文　　（原標題：潘石屹捐款哈佛，同樣值得尊敬）